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同在于公开原则应当是对政府及相关组织和机构的要求，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促进艾滋病公共信息的充分被利用而不是公开艾滋病个人信息。
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原点，就是一种根本规范或基础规范，其在一国法律体系或法律部门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体现了法律的总体精神和根本价值，是具体法律规则的出处和源头。梅因指出：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要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迟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仅仅是包括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
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言，在民事司法中远比在刑事司法中要大。人们通过墙的边界看清和熟悉界限之内的人际、空间之物的方位及距离。原则构成续造法律的法源，经法官的发现、认定和论证而进入现行的法律秩序体系。⑤我们还是应当像在18世纪那样，从一种建筑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该建筑物乃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求而建造的，尔后人类又为了满足其日益扩大或日益变化的欲求甚或日益变化的时尚不断地对它进行修理、改造、重建并不断地给它添砖加瓦。这种类比必须为我们提供一种以活动为根据的法律史解释，引导我们不仅把法律制度视作是固有之物，而且也把它们视作是被创造的事物。
⑥庞德关于法律是社会工程的隐喻，突出了人在法律发展和法律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明显区别于将法律视为自生自长的有机体的隐喻，强调在建筑物形成过程中人的主动性与积极作为。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我们。[25]有关这一问题，此处当然主要是指对待国内法的态度，在国际法上西方国家的双重或多重标准，这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法律人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使用不同的规则，那么在法律是什么问题上，根本就难以达成共识。在西方人的法治思维中，比较尊重法律的权威，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注重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的运用，善于用法学原理分析案件。一方面要以现代法治作为建构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求现代法治迁就本土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惯常的思维决策模式。法律的含义是规则，标准意义上的法律是伴随着解决纷争的规则而出现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明确、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这是一种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想法，放弃了法治理想。法律解释并不完全是法律规则的运用，除了必须遵守法律规则以外，人们还必须遵守法律解释特有的思维规则。
这是中国整体性文化所不具备的。尽管看似一目了然之事，但几乎每天的法庭辩论以及为数不少的判决都充分证明，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幸倾向，即一遇到具体问题，便往往将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搅在一起、混为一谈。就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后不久，很多难以容忍形式法治的官员开始倡导能动司法、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等实质法治的观点。这当然不是说法治研究不需要辩证思维，而是说辩证法在法律的实施问题上难以成为解决法律问题的具体方法。
[28]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形式法治及其思维规律的追寻，因为这是能够接近法治实现的唯一途径。法律解释原则应该是在法律解释规则基础上的抽象，而不是一种政治和道德要求。解释方法原本主要是指检讨法律制定过程探索法律文义和立法者意旨的方法，但现在解释已经超过了对文本的探索，变成了对司法思维和规律的研究。在法国曾经出现过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拒绝审判的现象。
法律解释规则只是我们思维的前见性因素，并不能代表自己的能力。法律需要解释不是立法者无能，也不是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存在什么玄机。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深入研究法律解释规则的分类、适用范围，研究法律解释规则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出现自有历史文化的传承，也与近百年来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有关。
形式法治在对法律意义的探寻中突出了法律文本的固有意义，导致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压抑。理念层面研究的意义在于树立法治理想，使法治真正能够承担起改造社会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看，法律解释规则是把法律方法规则化的努力。[8]在笔者看来，后一个判断非常重要，他说的法治就是形式法治。这就造成了中国法治还没有走向分析或称之为现代的时候，就被动地接受世界法学发展的后现代潮流。法律解释原则在技巧层面可称为法律发现的规则，两者的内容在很多方面是交叉的。
然而，在理解基础上的解释需要技巧。所以，我国现在的法律解释规则也不完全是理论性的。
法律解释规则与法律规则有不一样的功能。笔者重点分析法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解释规则的影响。
社会需要全面提升法治思维水平和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不仅包括官员能力的提升，还包括公众思维水平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主的实现打下法治基础。解释方法的位序很重要，如果能够通过位序在先的解释方法得出结论，原则上不必考虑位序在后的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在每一个法律解释原则之下都包含有更多的解释规则。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把经验上升为思维规则。法律解释规则作为默认规则，这些准则通常是借助下述方式来证明自身合理性：或者（1）这些规则能够反映立法者的偏好，因此可以作为现成条款进而起到降低立法起草成本的作用。然而这样的话，法律解释规则的研究似乎就没有了意义。
坚持实质法治的更多是一些实务工作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奉行现实主义的法律人、伦理学者、社会学家等。在批判法学或后现代法学眼中反而是漏洞百出。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法律解释原则研究比较多，但是对较为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规则研究很不深入。把法律看成威胁，而不是希望。
我们的研究发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克制主义，另一种是能动主乂。它们都属于法律思维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规则。
[13]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片面的特色论、本土资源论支配之下，人们的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法治的反面，思维决断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在辩证的相对论思考中，法律意义的不确定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法律解释规则是指符合法治原则的、可以使用的准则。[19]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思想家观察问题的敏锐，但这种抱怨式的深刻难以解决问题。
中期的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法律推理。主流社会对法治的否定主要是通过司法政策来改变法治的意义。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常常相互牵制，使法治的作用逐步范围萎缩、功能减弱。它显示的是整体性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构成了对法治建设的阻力。
解释方法具有创造性，而解释的规则要求遵守以往的经验。法律解释的位序本身就是法律解释规则之一。
